公山不狃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复姓公山,名不狃(也作弗扰、不扰),字子泄。公山不狃和阳虎同时,都是鲁国当政者季桓子的家臣。季桓子非常器重公山不狃,派他担任季氏的私邑——费邑(费县)的邑宰。这一年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
公山不狃作为季氏的家臣,曾经与阳虎等一起操办过季平子的丧事,深得季桓子的信任,所以季桓子才会派他担任费宰。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即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与季桓子产生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公山不狃联合阳虎一同反对季氏,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用计逃脱,阳虎兵败逃亡齐国。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
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弗扰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公山弗扰大概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他让我去,难道是白白让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复兴啊!”事见于《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段记载,在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史学家们怀疑其有伪,实质是为圣人讳言。他们觉得,孔子这样的圣人,怎会欲应公山弗扰之召呢?其实,孔子这年已经五十岁了,他的政治抱负一直无法施展。公山弗扰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愿意前往,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公山弗扰“叛”的是季氏,而非鲁国,没有必要如此为圣者讳。
仅仅过了四年,即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设帐授徒的塾师,而是由中都宰,到小司空,一跃为大司寇,并“摄相事”,也就是代执政季桓子处理国政。他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隳三都”。所谓“三都”,是指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孔子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孔子“隳三都”的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叔孙氏、季孙氏吃尽了邑宰叛乱的苦头,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郈邑被顺利地拆毁;隳费时,却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顽强抵抗。公山不狃看到郈邑被拆,做了应战准备,当季桓子率领大军前来隳费时,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人避实就虚,直捣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仓皇逃到季氏家中躲藏。公山不狃这次是真的“叛国”了。这时,身为大司寇的孔子,沉着冷静,率兵反击,击败费人,公山不狃逃到齐国,费邑终被拆毁。
事见于《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隳郈。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隳费。
“堕三都”事件之后,公山不狃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逃到齐国,后又辗转逃到吴国。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为了邾国的缘故,准备攻打鲁国。吴王询问叔孙辄,叔孙辄回答说:“鲁国有名而无实,攻打他们,一定能如愿以偿。”退出来之后,告诉了公山不狃。
叔孙辄是叔孙氏的庶子,也是公山不狃的政治同伴,当初两人一起带领费人攻打曲阜,后来两人又一起流亡。公山不狃对叔孙辄说:“这是不合于礼的。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到敌国去。在鲁国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而又去攻打它,为吴国奔走听命,这就可以死去。有这样的委任就要避开。而且一个人离开国家,不应该因为有所怨恨而祸害乡土。”事见于《左传·哀公八年》:
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
“不以所恶废乡”,充分体现了公山不狃的爱国情操。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可以逃亡国外,但不可以因为有怨恨而祸害自己的祖国。公山不狃的做法,给如今身在国外的政治流亡者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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