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之战：本可以提前平定安史叛乱 却遭遇了反攻安史之乱集团的最大失败

公元758年，唐军围攻邺城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被狂风惊散，最终酿成一次大溃败。如果邺城之战能取胜的话，就可以提前平定叛乱。可惜却来了个打败仗，让安史之乱足足打了8年之久。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似乎很快就将被唐朝王师所平定。叛军不仅先后丢失长安与洛阳，还在两都附近的战场上折损了大部分精锐部队。在集团创始人安禄山死后，麾下部众表现出离心离德趋势。反倒是唐军在各条战线上都获得胜利，大有一举荡平对方的架势。然而，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失误，这样的大好局面还是被白白浪费。唐军在三年后才正式开启新的攻势，却在河北的邺城遭遇惨败。

在陕州之战结束后，唐军不仅收复了东都洛阳，还继续分兵占领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方。安史集团的残军节节败退，几乎失去了大分部抵抗能力。安庆绪在渡河北逃时，身边仅有1300多人追随。长期留守范阳的集团二当家史思明，也在西征太原的围城战中遭遇挫败。

然而，河南地的收复并不能让唐朝方面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除了关中京畿需要恢复生气，洛阳也因打赏回鹘骑兵而被劫掠一空。加上南方的漕运规模始终有限，以及几条商路的战时断绝，都让李家人的口袋鼓不起来。在无力支付巨额军饷的情况下，战争自然陷入停滞。何况安史集团内部也已伤筋动骨，没有能力南下进犯。

于是，在两年多时间里，唐朝提前开启了战争善后模式。首先是确保重建两京的繁荣，其次是对各地驻军做出安排。不少将领的部队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创，退守周边地区后就利用当地赋税维持建制。长安方面既没有能力给予工资，又无法让他们回到原有驻地，就只能以新规定认可既成事实。于是，先后有近10位将领成为新的节度使，并且作为独立的地方大员对朝廷直接负责。这也是预防下一个安禄山出现的必要手段。但在战争结束前就开始拆分部队，显然不利于日后的协同作战。

最后，唐朝还准备利用安史集团的内部矛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安庆绪因为连续大败，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下属的信任。长期占据范阳的史思明，已逐渐在安禄山留下的老基地内成为实际大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联合到作为武力核心的契丹-同罗骑兵部队，并开始同唐朝方面进行勾兑。于是，整个范阳军镇都在名义上重新归属长安朝廷。只留下可怜巴巴的安庆绪，在黄河以北的小块领地内度日如年。

公元758年，稍稍恢复的唐朝准备彻底解决安史问题。鉴于原来的北方战线已不存在，几乎所有的部队都被调集到河南战场。除了郭子仪继续率领的朔方军团和李嗣业的部分河西士兵，原本一直在山西作战的河东军团也由出生契丹的节度使李光弼带往南方。此外，还有其几位因战争而成节度使的大将，也纷纷带来自己扩编的部队。

至此，唐朝方面已为期待已久的最后一击，准备了近20万的部队。他们大部分都沿着黄河前进，并通过运河确保军粮的及时到位。与之相比，安庆绪留在黄河以北的部队不过数万，还需要靠大量征发民力来勉强维持规模。作为首府的邺城，早已不是魏晋时期的繁华都市，而仅仅是隋唐之交建造的区域小城。以至于无法维持太大规模的守军，随时有被合围吃掉的危险。

这年9月，已经完成集结的唐军纷纷度过黄河北上。但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不得不分头行动。大部分兵力径直压向安庆绪的邺城基地，李光弼的河东军则单独行动，提前突袭占据了卫州。当安庆绪派遣的首批部队南下，就在那里遭到拦截伏击。河东军团以步兵的弓弩射退了对方骑兵，进而造成规模更大的步兵混乱。兵源素质不断的下降的叛军，已经无法承受这种级别的战斗，在全线崩溃中逃回邺城。安庆绪不得不率领少量精锐出击，将收拢后重组的队伍列阵城郊西南的山丘。然而，毫无斗志的士兵，还是无法据险守卫高地。在唐军的压迫性进攻下，再次被斩首30000多人。

随着大部分唐军抵达邺城，安庆绪不得不和少量部众退守城池。这时，反倒是缩小的城市规模帮助了守军。由于没有长安与洛阳这类大城的防线长度，少量人力就可以顾及全部城墙。加上没有过量的人口规模牵制，有限的储备物资能帮助防御者坚持更久。结果，唐军不善攻城的技术缺陷也暴露出来。尽管有尝试以投石机轰击城中建筑，还靠筑坝引水浸泡城墙，都无法迫使城中的守卫者放弃抵抗。没有时间一长，周遭地区的物资也消耗完毕，让唐军各部只能分散到更大范围驻扎。反倒是悍将李嗣业在一次强攻中受了箭伤，后来也死在了围攻战期间。

此时的安旭庆已走投无路，只能利用唐军封锁不利的机会，派人向曾经的部下史思明求援。后者虽然对前少主的传位条件兴趣不大，却也担心在安庆绪败亡后遭到清算。因此在通常不进行军事活动的12月严冬，突然倾全部兵力南下。除了自己休养生息招募的更多胡人武装，还有重新征召的边区步兵军户，号称规模达到13万人。

反观唐军一边，因为久攻邺城不下而产生出更多内部问题。除了军粮供给受到气候和地理影响，所有将领在都需要听命于长安派来的监军太监鱼朝恩。这种让宦官总览一切的权力，在过去的唐朝军队是很少见的。但既然有了安禄山的前车之鉴，朝廷自然要在威望最高的郭子仪之上再安排一层权力核心。因此，20万部队的实际执掌者者，不是来自朔方的副天下兵马元帅，而是出自京畿内廷的阉人。也是因为不懂军事，鱼朝恩自然会倾向于简单粗暴的策略，并尽可能确保全部力量能受到自己节制。

公元759年二月，史思明的部队已经靠近了邺城战场。为了尽快给无能的前少主解围，他首先分兵占领了位于正北面的滏阳，做出一副即将南下决战的架势。其次，真正的主力从东面方攻克魏州，形成虚虚实实的两路夹攻。

作为唐军一边最有活力的将领，契丹人李光弼提议主动出击，在魏州一带同史思明的部队交战。但鱼朝恩出于前文所说的理由，不仅否决了这个提议，还要求20万人继续保持原有的围城态势。这种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现实的操作，很快就让唐军付出代价。史思明不仅从东面继续前进，而且在实际上已经绕过邺城的唐军营垒，最后直接阻断对方的后勤供应。

这年3月，由于失去了粮草来源，20万唐军开始迅速向南撤退。史思明则亲自率领挑选出来的50000核心部队展开追击，在安阳附近抓住了士气低落的李唐王师。眼看自己无法跑掉，所有唐军节度使们都勉强同意在原地决一死战。鱼朝恩和郭子仪的朔方军团首先在安阳河的北岸列阵，但居于第一线位置的却是包括李光弼在内的其他其他藩镇军团。由于背后有河道保护，他们不担心自己会被抄袭后路。但当地的地形也较为平坦，更为适合骑兵军团来施展拳脚。

最要命的是，所有藩镇部队都处于各自为战的地步。唯一有权力调度他们的人，是在后方作为看客的宦官。而几乎所有的节度使，都希望保全自己的部队，以免在失去政治资本后遭到处罚。

随着史思明的契丹-同罗骑兵逼近，以步兵为主的唐军各藩镇部队都陷入了被动。唯有李光弼所属的河东军团，在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作战任务。作为边境军镇的他们，同样有较高的骑兵比例，并且熟悉如何同对手的骑兵军团周旋。但史思明的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更胜一筹，最终在近乎两败俱伤的厮杀中获得优势。原本就无心恋战的其他各藩兵马，也经不住高强度的对抗，纷纷开始擅自撤退。侧翼惨遭暴露的河东军团便抵抗不住，逐渐有被完全击溃的迹象。

位于二线的郭子仪，立刻率领朔方军团的部队赶往增援。然而，在步兵完成列阵之前，史思明的骑兵又再次杀到。由于缺乏两侧的地形掩护，唐军步兵完全暴露在对方的大范围攻击下，根本无力完成战阵部署。大量的溃兵又从前线跑来，进一步加剧了战场的混乱。郭子仪在事后将败局归结于突然起来的大风，但在千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却不太可能出现沙尘暴天气。因此更可能是大规模军队移动所掀起的尘埃，受风力影响而“妆扮”了战场。但对于已经陷入混乱的唐军来说，这也让他们彻底失去了重整旗鼓的可能。

在意识到败局已定之后，郭子仪收拢少量部队坚守安阳河上的桥梁，确保自己和李光弼的残军能够安全通过。其余节度使的部队则没有讲究，几乎是以四散而逃的方式在分头狂奔。如果史思明在这时继续追杀，可能将彻底重创唐朝的野战力量。但因为伤亡和风向关系，他们也暂时回到步兵阵中重组，进而错过了这个大好机会。郭子仪等人也因此逃过一劫，顺利逃到河南以南待命。

战后，唐军因损失惨重而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监军鱼朝恩则将败局全部推到郭子仪头上。已经继位的唐肃宗便解除了老将的军职，让其返回长安赋闲。这既是因为郭子仪本人的作战指挥能力确实欠佳，也是出于谨防超大军头的养成的终极目的。此后，李光弼和原本作为郭子仪副官的仆固怀恩，就成为了唐军前线的主要指挥官。但无论如何，他们暂时无力应付黄河以北的局势。

至于大获全胜的史思明，也不准备继续南下冒险。他迅速率军返回邺城，并杀死了已经失去存在意义的安庆绪。至此，安史集团暂时重归一体，继续与唐朝宫廷保持军事对峙。原本已接受范阳节度使封号的史思明，开始直接夺过大燕皇帝称号。他与唐朝皇帝之间的妥协可能，也随之彻底消失。